外面又传来一阵轰隆隆的闷雷声，苏联人更近了。

俞琬呼吸有些急，心跳咚咚在跳。这是三年来她第一次听到母亲的消息，她还活着，却在病榻上煎熬。

现在母亲好不好？有没有人给她喂水喂药？她有没有听到，听到她这个不争气的女儿，嫁了人，怀了孩子，现在被关在柏林的一座地牢里，连一封诀别电报都发不出去。

小腹深处就在这时绞起一股钝痛。

她垂下头，把脸埋进大衣领子里，肩膀在发颤，却死死咬住嘴唇不让一丝呜咽漏出来，不要哭，眼泪是弱点的证明，而他会像拧湿毛巾一样，把弱点挤出来，将你捆得更紧。

“签字，签了字就能回东京，母女相聚。”

她绝不会，她不会出卖自己的国家，更不会让孩子出生在一个靠出卖同胞换来的活路里，如果这样，她宁愿它不出生。

“等你脱水到神志不清时，”他的声音又冷下来，“自然会求着签字。”

地牢里只剩下她急促的喘息与暖气管单调的滴水声，像某种诡异的二重奏。

“嗤——”

一声冷笑突然划破死寂，埃里卡歪头倚着门框。

“岸介君，你花了一个钟头跟女人讨论樱花，大岛大使已经把撤离日期提前了，柏林最多撑到下星期，按战区条例，能开口就审，不开口就枪决。这需要讨论？”

岸介昭的脸色骤然沉如寒潭，椅子腿在地面刮出刺耳声响。

“助理武官，你的任务只是协助，而非决策。”

他二十二年的审讯经验，竟被一个混血女人当着囚犯的面质疑了？

灰眸女人的下颌线收紧一瞬，她没有反驳，但转身时军靴在地面重重一磕。

一个女人，花了比所有男人都更多的努力才站在这里，却被偏执的失败者呼来喝去，她走出地窖时低声骂了句德语，铁门在身后一甩，哐当合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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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退车队的最终座位分配名单，当天傍晚贴在大使馆走廊的公告栏上。

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车牌和座位号，能调用的车辆有限，大岛浩的座位写在第一行，旁边标注“专车”，往下是武官、翻译官、密码员…家属和行政后勤人员挤在巴士最后两排。

岸介昭的名字孤零零悬在末尾，后面的座位是个突兀的问号。

埃里卡站在公告栏前，把自己名字的缺席数了足足三次。

她与他们终究不同。

为了任务，她扮成连自己都认不出来的护士，从巴特特尔茨把那女人押运了上千公里，一路上岸介昭睡在后座她开车，岸介昭吃饭她守夜，岸介昭的手感染她换药。

而现在她还不如一个厨娘，只因那厨娘是大使从家乡带来的。

在长崎的姨妈家时，她学会了一个道理，不要在别人面前露出任何你想要什么的表情。那年她十二岁，姨妈的女儿对她说：因为你的眼睛是“杂种灰”，你的名字写在家庭户籍的附加页上。

在慕尼黑领事馆的三年，三次外勤申请都被驳回，档案附页永远写着同样的评语：“情绪稳定性存疑”。

如今这个问号，不过是又一次提醒：你可以被使用，但无权被列入。

她在走廊拐角处拦住了岸介昭，开门见山，“那个中国女人在消耗他我们时间、资源、以及大使本来就不多的耐心。”

车队明晚出发，座位只有两个，“活囚需要座位、食物、看守。而死囚只需要骨灰盒，明晚发车前，必须处决。”

岸介昭听罢，只回以一声冷嗤。

“特高课有特高课的结案方式，轮不到一个顶着德国姓氏的外行，来教我如何办事。”他目光落在那双灰眸上，“你父亲的国家就在对面，何必跟我们挤车队？”

走廊陷入死寂。天花板上，老鼠在管道里窸窣逃窜，埃丽卡盯着他，嘴角慢慢浮起一个冷笑。

军靴敲在水泥地面上的哒哒声渐渐远去，应急灯忽明忽暗闪了几下。

岸介昭独自站在原地，手攥成了拳头，指节咯咯作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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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大使馆曾是普鲁士某位侯爵的私邸，现在窗户全用沙袋封死，只留顶楼一扇天窗接收无线电波。

苏联红军的重炮搅得人彻夜不眠，烧文件的焦糊味浸透了每寸空气，穿堂风把墙上的明治天皇御真影吹得歪歪斜斜，人们穿梭而过，却无人留意。

埃里卡被允许进入时，大岛刚在办公室里焚烧完最后一批加密电报。

“大使阁下。”她敬了个礼，后背挺得笔直。

大岛浩没抬头，也没请她坐，这个混血女人的级别还远远不够直接向大使汇报。

按程序，混血女武官的汇报需要经过三级过滤：先由武官副手筛选，再由参赞斟酌，最后才可能呈到他面前。

“我来请示对地下室那个支那女人的处置方案。”

那女人是军统特工，刺杀过帝国中将和南京的部长，而岸介昭至今没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