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是细川美富子的女儿。”大岛浩开口。

女孩慢慢抬起头，嘴唇皴裂了好几道口子，颧骨蹭着灰，可那双眼睛…和他年轻时在外务省新年宴会上见过的美富子，如出一辙。

那是昭和初年了，细川家的小女儿也是这样微微蹙着眉，听身边的贵妇人说着什么。

“……我母亲，她……”尾音在最后一个字上发飘，她终是没能讲下去。

俞琬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么问，她不认识这个人，他穿着西装，打着领带，戴着金丝眼镜，看起来和岸介绍完全不像一路人。可冥冥之中却觉得，这个人突然下来，突然提到母亲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。

对方没有回答，可有的时候，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回答。

就在这时，肚子里的黄豆突然动了一下，紧接着，腹部的肌肉开始收紧。

俞琬在夏利特妇产科的课上听教授讲过，三个月大的胎儿已经有了触觉，当身体极度恐惧或悲伤时，肾上腺素会大量分泌，导致子宫平滑肌收缩，还没睁开眼的小家伙会感应到。

她拼命深呼吸，试图让心跳平缓下来，可手不听使唤，指尖在木椅子上抠出一道道的划痕。

母亲走了，她的母亲走了。

她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在上海十六铺码头，母亲穿着藏青色丝绒旗袍，眼睛红肿着，却还在对她笑。

母亲把她的手握在自己手心里，一遍一遍地搓，只说柏林比上海冷，要多穿衣服，要好好吃饭，不要省钱，家里会定期给你寄。

船开了，母亲站在码头上，身影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一个烟青色的点，那个点没有消失，仿佛永远在那等她回来。

思绪不受控地飘回更远的地方，她想起夜晚母亲坐在床边，轻轻哼着歌谣，哄她睡觉；想起母亲做的酒酿圆子，圆圆的小小的，比厨娘做的不知好吃多少倍。

她想起来了，想起母亲冬天帮她在棉袄领子上缝扣子，缝完了低头咬断线头，那动作温柔极了…

大岛浩还在说话，大致是“大使馆会酌情考虑人道主义待遇”之类的外交辞令，嗡嗡嗡从耳边流过去。

俞琬一个字也没在听，耳边仿佛蒙着层纱。

她低着头，把自己蜷成一团，用身体护住肚子里那颗正在被悲伤淹没的小东西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妈妈在这里。

也许、也许只是妈妈想多了，你外婆还在，只是在很远的地方养病，病好了就会寄信来，寄很多很多的信，把这么多年欠下的全部补上…

外交官话说到一半停住了，他发现这个女人根本没有在听。

她死死咬着唇，唇瓣已经白到没了半点血色，额头上沁出冷汗，眼泪越来越多，一滴一滴砸在膝盖上。

在那片缄默里，这个在欧洲做了二十年外交官的男人权衡了很多事。

他不会下令释放这个女人，岸介昭是军部的影佐大将授意的人，不受外务省号令，而他也自认不是一个会被临终遗愿轻易打动的人。

但自己在德国受的教育，在海德堡大学读过医学预科，明白一个怀孕超过三个月的女人在地牢里流产意味着什么。

那意味着，细川公爵的外孙女也许会死在他的大使馆里，而这件事会在战后被翻出来，变成盟军检察官手里那迭罪行清单上的最后一行。

在考虑好如何处理这件事之前，先必须让她活着。

当岸介昭到地下室来时，正看见大岛浩要离开，两个人隔着铁栅栏的光影，沉默地对峙了片刻。

对方脚步轻轻一转：“岸介君，这个女人的母亲，细川家的美富子，今晚过世了。”话音未落，皮鞋已踏上前阶。

大岛浩离开后不久，有个德国医生下来了，战战兢兢给她开了保胎药，还有个厨娘打扮的女人过来给地下室送热食，拉面，味噌汤，还有一小碟腌萝卜，每天三次。

那个叫中村的武官也再没出现在换班岗位上。

岸介昭去武官处问，值班的年轻人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继续写自己的文档销毁清单，说中村被调走了，调去哪里不清楚，是武官长直接签的字。

回到地下室，他抬脚将一把木椅踢翻在地，几乎是咬着牙吐出句话：“外务省那帮青虫！”

那些老华族分支出身的官僚，穿燕尾服、打白领结，在宴会上用法语谈葡萄酒年份，连骨血里都浸透着令人作呕的妥协气息。

男人抽完烟，大步朝电报室走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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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舍是在柏林被围城的那天早上抵达的。

苏军的喀秋莎和斯大林的管风琴此起彼伏地奏着安魂曲，防空塔的探照灯还在天上画圈，但高射炮已经不响了，因为炮弹打光了。

这座城市正在沉默地等待自己的结局，而沉默本身比任何爆炸都更响。

他把车停在盖世太保总部正门，那栋曾经让半个欧洲闻风丧胆的灰色建筑如今只剩下一个空壳，窗户被震碎，正面的鹰徽被卸下来砸成了两半。

值班的哨兵已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