宪兵彬彬有礼地请所有人下车，在手电光下打开每一个手提箱，抖开每一件和服衬里，翻开每一本相册，打开每一个药瓶，检查持续了很长时间，长到孩子们在冷风里哭累了就睡着了。

然后是第二辆，这一次离使馆更近。

君舍回到了那座公寓楼，望远镜架在窗框上，黑色轿车在视野里驶出来，在街角被宪兵拦下，司机下车交涉，手势越来越激烈，最后只能悻悻然调头返回。

他知道那个宪兵对他们说了什么，“所有日本外交牌照车辆的出城许可被冻结。”

这指令并非白纸黑字下达，而是以电话口头传达，经过检查站之间的例行通报、转化为对日本车队的当面警告，在几小时内，它变成了一种更模糊也更折磨人的东西：

不确定，而这种悬而未决本身，比任何一道路障都更有效——它让所有人都不敢动。

没有人知道哪些检查站会拦，哪些不会；没有人知道拦下之后会扣留多久；但每一个急着在苏军打进来之前出城的人都知道，在眼下，浪费时间比浪费弹药更致命。

如同酿造顶级勃艮第，果农不会在葡萄刚摘下来那天就急着榨汁，君舍也会先让这份不确定自己发酵一会儿。

而后，他再慢悠悠坐回副官搬来的路易十五式扶手椅里，开始提笔写信——给对面那只戴金丝眼镜的老獾。

措辞客气得像一封新年贺帖，贵馆地下室里关着一只兔子，把她交给我，车队安全出城。

算不上威胁，威胁是用力过猛的艺术，这不过是在替对方节省时间，毕竟…狐狸自己就是围城中的困兽，和对面那头獾唯一的区别是：他知道笼门的机关在哪。

俾斯麦这天心情出奇地不错，从窗台上跳下来，蹲在他膝上，毛茸茸的脑袋蹭他握笔的手腕。

猫的动作让他想起另一只毛茸茸的哺乳动物——只不过，那只兔子每次见他，都是明明想躲开却硬撑在原地，睫毛扑闪着，如同被风吹得站不稳的蒲公英。

而现在她还在地下室里，怀着一只更小的兔子。

琥珀色瞳仁晦暗了一瞬，钢笔在棕发男人掌心里缓缓翻转一圈。

“舒伦堡，你说柏林还能撑多久。”

副官稍作迟疑。“根据目前苏军推进速度和我方残余兵力分布，最多一周。”

“一周。”钢笔划出一道银色弧线，哒一声落入笔筒去。

“够了。”

折好信交给舒伦堡，君舍起身坐回那张不知从哪搜刮来的切斯特菲尔德沙发上，这家伙放在废弃公寓里，突兀得像在停尸房里摆了一架施坦威。

蹭亮的军靴翘在窗台，右脚踝开始轻微地晃，无意识踩着拉威尔《波莱罗舞曲》的节拍，是华彩章来临之前，那首不怀好意的序曲。

长毛猫不耐烦地觑着那只不安分的脚，跃上窗台，气鼓鼓地把尾巴搭上去，尾巴沉甸甸的，却暖和得像一条带体温的狐狸围脖。

他停下来看猫，猫却没看他，而是轻蔑斜睨着窗外那片燃烧的天际线。

“俾斯麦，你知道狐狸和猫的区别吗？”烟雾从唇间溢出，笼罩着棱角分明的侧脸。

“狐狸等得起，猫不行，猫在窗台上蹲太久就会开始舔爪子，假装自己只是有洁癖。”

说着，他将俾斯麦抱回来，在俾斯麦的呼噜声中，一手夹烟，一手抚摸着它蓬松的金色长毛，手背上的青筋微微凸起。

“而狐狸没有洁癖。”

—————

凌晨四点，大岛浩被从床上叫醒，收到这个消息时，险些要在办公室里把一支雪茄捏碎。

原本排好的批次彻底作废，现在所有人全部沙丁鱼般挤在院子里，围着这几辆不知何时才能出城的车，在料峭冷风里，瑟瑟发抖站了整整一宿。

电话接线员不断拨号、被挂断、再拨号，听筒里永远是忙音，亦或某个已经撤离的分机空洞的振铃。

外交官站在窗前，焦急地来回踱步，没有人想在这个即将被苏联红军碾碎的废墟里多待一秒钟。

盖世太保、党卫军、城防司令部，德国崩溃前夕，每个手里还有一点权力的人，都在用最后的机会给自己攒筹码。

但他不明白，城防司令部为什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找大使馆的麻烦，回想过往交集，也找不到任何得罪过那帮老普鲁士人的记录。

他无从知晓，在背后操纵这一切的人，此刻正待在街对面的包厢里，透过望远镜，啜饮耶加雪菲，状似意兴阑珊地观赏院子里人仰马翻的舞台剧。

直到瑞典公使馆的信使把一封没有印章、没有公文编号的信递到他手上，签名栏是潦草飘逸的花体：ottogunsche。

结尾是：“但我相信如果大使先生愿意配合，我们可以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式”。

大岛浩靠在椅背上，重重揉着眉心，那封信措辞客气得有如外交照会，可底牌一目了然：人给我，车走；人留，车留。

正焦头烂额之际，一通